“麻烦制造者”委内瑞拉, 如何挑战美国独霸一方的拉美格局?

 导读：当地时间7月29日，委内瑞拉大选结果出炉，现任总统马杜罗赢得总统选举，将开启其第三个总统任期。长期以来拉丁美洲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但委内瑞拉却一直充当着“反美急先锋”的角色，直面美国的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与美国“硬刚到底”。委内瑞拉到底是怎样与美国进行抗争的，其反制策略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以软制衡为概念视角考察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系统分析其策略手段、动因以及影响。冷战后美国“单极时刻”到来，制衡缺位随之出现，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理论的反思。软制衡概念在“威胁均衡论”基础上应运而生，为战后制衡缺位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这也是本文分析委内瑞拉反制行为的切入点。就手段而言，委内瑞拉主要通过同古巴、伊朗和俄罗斯等反美国家建立外交联盟、实施系统性合作拒止以及建立排除美国的地区发展倡议等策略对美国进行反制。从动机来看，委内瑞拉对美国施加软制衡是威胁认知改变的结果，美国单边行动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国际规范的改变、石油美元的资金支持、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21世纪初拉美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等因素为委内瑞拉实施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效果论，委内瑞拉反制策略在维护本国独立与利益、提振拉美左翼团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双重依赖”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在委内瑞拉的选举结果公布前，美媒几乎一边倒地称反对派将赢得这场选举。而在大选结果出炉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更是马上“变脸”，指责马杜罗在大选中“舞弊”。但考虑到拜登的任期仅剩半年并在此前突然退出大选，即使美国不承认马杜罗获胜的选举结果，自顾不暇的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像2019年一样推出另一个“瓜伊多”去挑战马杜罗。而当前拉美国家大多是左翼或中左翼执政，虽然不排除一些右翼执政的国家，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会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马杜罗，但相较于六年前马杜罗政府的艰难处境还是会有所缓解。‍‍‍‍‍‍‍不过，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不排除他未来会加大对委制裁力度。另外，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对美政策的未来也将取决于马杜罗能否在新任期内巩固委内瑞拉政局。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拉丁美洲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软制衡视角下的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

文｜‍‍孙玲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

▲ 2024年7月28日，马杜罗宣布在当日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胜出。图源：路透社‍‍‍‍‍‍‍

软制衡概念源于冷战后对制衡缺位的反思，美国“单极时刻”到来并未引起他国的制衡，这一现实困惑让学界重新反思均势理论，并试图为冷战后制衡缺位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权力格局说，代表人物有威廉·沃尔福斯，他认为冷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过大，导致制衡所需要的集体行动难度和协调程度加大，制衡霸权所需的国力、自主性和机会成本提高。第二类是以约翰·伊肯伯里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他认为国际组织和机制限制了美国扩张的单边倾向。第三类是威胁均衡论，该理论基本论点为次强国是否结盟并对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关键在于威胁认知而非实力，本质上说，威胁是综合实力、地理毗邻度、进攻能力以及进攻意图的加成。威胁均衡论的超越之处在于，它修补了传统均势理论将实力等同于威胁的逻辑漏洞。在经验上，威胁均衡论也呼应了各国在美国单边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纷纷对其发起制衡的事实。但由于国际规范的完善、多边机制带来的制度约束以及全球化引发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这种制衡较之通过军备竞赛、联盟等传统均势手段更多体现了“软”性一面。从逻辑上说，软制衡异于过度关注霸权与实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提供了从弱势方审视强弱互动的独特角度。

一般而言，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以实力来审视拉美，拉美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多建构在拉美以外的现实之上，无法真正解释拉美的斗争与实践。因此，他们试图在经济依附的事实之上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如自主理论。这种尝试有力地拓展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视野。但由于本土特色过于浓厚，其理论适用范围不免受到一定的折损，导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拉美地区研究出现明显的割裂。而软制衡概念则弥合了这种割裂，也启发了笔者对于委内瑞拉反制策略研究的兴趣。原因在于，委内瑞拉并非拉美最强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然而，它却以坚定的立场和独特的策略抗衡美国施压，维护自身独立与利益，其反制策略可以为软制衡概念的运用和分析提供素材。

 1   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国际安全杂志》（International Security）于2005年刊发了关于软制衡的一组辩论文章。其中，加拿大学者保罗将软制衡定义为国家通过有限、非正式协约，采取非军事手段对潜在威胁国或崛起国发起制衡的行为。通常来说，软制衡是基于有限的军备、临时的合作演习以及区域或国际合作。随着霸权国带来的威胁加剧，软制衡可能会升级为公开的硬制衡。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认为，软制衡是使用非军事工具来拖延、挫败和破坏美国单边侵略性军事政策从而避免直接挑战美国军事优势地位的行动。软制衡的主要机制包括拒绝他国利用本国领域、进行外交施压、实施经济战略及展示制衡决心等。但这些并未将软制衡从制衡逻辑中彻底剥离出来，甚至还将其概念边界扩展到了非军事对抗和正式结盟之外的一切事务，概念的模糊以及界限的宽泛导致了概念杂糅，相关新概念不断产生，如软追随强者（soft bandwagoning）以及机制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等。

冷战后的制衡缺位暴露了均势理论的不足，软制衡迅速填补空白。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单极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软制衡作为制衡的一种温和方式也将缺乏逻辑前提，与具体议题上的普通外交摩擦并无二致。单极格局使软制衡具有了名不副实的重要性与意义，导致了关于软制衡的实证研究范围受限。若将软制衡与单极格局捆绑，那么软制衡只能被狭隘地应用于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互动研究。但仔细考察均势理论的逻辑前提——结盟是为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应对强权国可能对本国领土安全造成的挑战与威胁，便可知为何基于军事对抗和安全盟约的硬制衡如今不再受青睐。制衡缺位虽然是单极格局下的独有现象，但软制衡却不是。保罗以多极格局下的欧洲协调为例进行了回应，将软制衡追溯到更为久远的19世纪。对于美国一家独大的西半球而言，国际格局的影响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还有学者提出国际格局并非影响国家制衡战略的决定因素，实力不对称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共同作用塑造了制衡战略的具体形态。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软制衡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毕竟单极格局并不常见，但实力不对称却十分普遍。此前，软制衡的研究范围集中在冷战后这一历史时期，其研究对象也集中于美国与其他强国或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例如中国、印度等。然而就实践而言，拉美国家一直通过软制衡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其实践远走在软制衡概念引起学术界关注之前，实力不对称的路径为理解美拉关系中的强弱互动提供了更加贴合拉美现实的研究视角。丹尼尔·弗莱姆斯等将软制衡应用到拉美区域研究领域，分析了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如何利用软制衡手段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窗口期牵制不断崛起的地区强国巴西。

目前，学界对于软制衡的争论集中在核心概念的明确问题上。米拉·拉利昂诺瓦对软制衡概念内涵的定量语料库分析结果显示，软制衡与等级制（单极格局）、权力不对称、地区安全、国际贸易/经济相互依存/政治经济相互关联，以及软实力等概念息息相关。为使其概念更加清晰可量化，劳拉·勒维克等引入威胁认知和非排他性两个变量，认为软制衡必须是针对威胁而采取的排他性制衡措施。然而，排他性是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标准，一国能否针对威胁国提出排他性的倡议并建构排他性的多边机制是由意愿、能力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若将排他性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合适的案例就非常难寻，这样一来软制衡就被框定在非常有限的狭小范围内。保罗针对学界对软制衡的批判，将其定义完善为：通过国际机制、基于有限和非正式协约的协调外交以及经济制裁约束一个国家的权力或进攻性政策，从而使其进攻性行为缺乏合法性，以此增加其实现战略目标的难度。但这个定义依旧没能区分软制衡和外交束缚（diplomatic binding）以及追随强者等相似策略，软制衡依旧是包含了外交束缚和追随强者等策略的概念集合。为区分软制衡与类似概念，艾莱·沙茨曼引入“意图”这一变量，认为软制衡是一系列刻意为之的主动策略，这在根本上有别于由意外引起的外交摩擦以及被动应对，如追随强者。换言之，常规外交多出于必要而非意愿，但软制衡恰恰相反，是制衡一方主动的策略选择。

从实践来看，软制衡和硬制衡都是旨在改变目标国成本—收益分析的策略，但与意在改变实力对比的均势逻辑不同，软制衡侧重言辞挑衅和策略调整，并不会改变一国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差距，更不会改变体系的总体实力分布。它更强调制度和观念层面的互动在国际关系中日益突出的作用。有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它将“国际制度”概念引入对均势的解释之中，并试图从冲突的角度来审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其试图实现的目标主要有：阻止目标国从不当行为中获利；增加目标国的边际成本；使目标国的行为在第三方眼中失去合法性；向目标国的持续不顺服行为发出可能升级为硬制衡的信号等。软制衡是弱国面临强国威胁时采取的主动政策反制，但其反制较之传统制衡方式更多体现出“软性”一面，主要利用国际机制、有限协约、经济外交等综合手段来为自己赢得战略空间，抗衡强者意志。同时，这种软性制衡方式也能避免招致大国军事打击危及自身安全。

本文聚焦西半球反美先锋委内瑞拉并试图以软制衡为视角研究美委互动中弱势方的反制策略，原因在于学界有关委内瑞拉对美政策的分析更加侧重事实梳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查韦斯上台后，委内瑞拉对美政策中包含了许多激进做法，导致安全问题在冷战后重回美拉关系议题中，委内瑞拉也因此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学界对美委关系的研究基本契合战后美拉关系研究领域注重描述性政策分析的趋势，主要采取政策研究的方法，侧重事实梳理。例如，有学者以时间为轴，梳理了查韦斯上台前后美委关系的演变轨迹并剖析其原因；还有将查韦斯誓要建立的反帝反霸权的新型国际体系作为组成部分纳入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的梳理中。这些为美委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但没有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其进行审视和解读。美拉互动的丰富案例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和检验的沃土。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理论都尤为重要，分析中忽视理论犹如“被未经检验的偏见误导，得出的结论可能在逻辑上与原假定不符”。

相较之下，部分国外学者更注重理论的应用。如哈维尔·科拉雷斯以社会权力理论为框架考察了查韦斯政府外交政策并分析了其充满民粹色彩的政策何以制衡软硬实力都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国。哈维尔·科拉雷斯和卡洛斯·罗梅罗认为，委内瑞拉对美国造成了一种“中等安全威胁”，他们运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委美关系，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抗衡策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硬制衡。为了不模糊其研究焦点，他们仅仅将委内瑞拉对美国的软制衡作为整体外交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进行单列，并将军事手段之外的一切制衡措施都视作软制衡。该研究对软制衡的挖掘仍不够深入，尚缺乏对委内瑞拉采取软制衡策略的动因及影响的分析。

综上，本文试图以软制衡为概念视角考察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系统分析其策略手段、动因以及影响，尝试弥合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与拉美地区研究的割裂。

 2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软制衡在拉美的实践

委内瑞拉曾一度被称赞为“委内瑞拉例外”，许多美国观察者甚至将其视为西半球民主的样板。1958年委内瑞拉建立蓬托菲霍体制，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实现了长足的经济发展：1958—1977年的25年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250%。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委内瑞拉因此与美国保持了30多年的战略伙伴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石油危机、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债务危机，委内瑞拉经济状况急转直下。1989年佩雷斯政府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非但未见成效，反而令政治社会陷入动乱。改革开始后的一年内，委内瑞拉赤贫人口比重从43.9%增至66.5%，佩雷斯因此身陷政治危机并于1993年下台。卡尔德拉当选后国内政治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国家仍面临着金融危机、油价下跌以及严重经济衰退等种种难题。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未带来民众期盼的经济好转、社会平等，反而加重了危机。民调显示，委内瑞拉国内希望进行彻底变革的民众占比从51%增至63%。1998年，代表普通民众利益并承诺改革的查韦斯以56%的支持率当选，创造了1958年以来委内瑞拉历次大选的最高支持率。

查韦斯上台前的40年间，委内瑞拉在几乎所有战略领域迎合美国利益，造成自身发展困境。查韦斯上台后开始进行“玻利瓦尔革命”，坚持独立自主、去依附的发展之路，对内政外交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调整，损害了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商业资本利益。就美国地缘战略而言，加勒比海沿岸存续着这样一个激进左翼政权意味着美国在“后院”的藩篱有了域外势力可以攻破的安全“漏洞”，对美形成战略挤压。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查韦斯批评美国“以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随后，美国一改之前的观望政策，开始策划针对查韦斯政权的颠覆行动，例如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军事政变提供资金支持，对委国内反对派势力进行资助。2002年4月，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美国还利用委国有石油公司高层中的亲美派策划罢工事件，重创委内瑞拉命脉产业。由此，切实感受到美国恶意与威胁的查韦斯政权开始发起反制，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激进、更具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发展计划，全力推动地区一体化。

（一）主要手段

查韦斯毫不避讳地多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美国，尤其是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2001年10月，查韦斯在电视节目中批评美国“以更多的恐怖来打击恐怖主义，这种行为就像世贸大厦所遭受到的袭击一样不可理喻”，美国随即召回驻委大使以示反击。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宣战，查韦斯随即向伊拉克表达了支持，并称美国为“帝国主义侵略者”。2006年，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演讲中，查韦斯称美国“压根不想要和平，只想通过战争不断压榨、抢夺其他国家，从而巩固自身霸权”。除了点名羞辱以及激烈的言辞交锋，委内瑞拉还将软制衡落实在一系列政策上。

首先，与俄罗斯、伊朗、古巴等反美国家形成外交联盟，打开局面。因北约东扩面临严重战略压力的俄罗斯为破局而将视野转向美国战略后方。21世纪，随着拉美左翼“粉红浪潮”的兴起，俄罗斯在拉美拓展战略空间有了更完美的执行条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委内瑞拉成为俄罗斯在西半球破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查韦斯上台后，两国签署了200多项条约、协定、合同以及谅解备忘录。2006年，委俄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委内瑞拉全力支持俄罗斯在科索沃、格鲁吉亚、南奥塞梯等问题上的立场。查韦斯还充分利用他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中的影响力来为俄罗斯赢取政治支持，尼加拉瓜成为首个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国家。委古联盟取得实质性拓展。2000年委古两国签署了《整体合作协议》，开始战略资源互换。2002年，委内瑞拉成为古巴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5年，两国签署了升级版的《一体化协议》。作为回报，古巴将外派至委内瑞拉的医疗卫生人员增加到3万人，并在委建立了1000个免费医疗服务中心。在此协议框架下，两国还通过一系列社会民生项目深化合作，例如免费医疗、教育和住房改善等。这些项目改善了委内瑞拉民生状况，排除经济指标，该国人类发展指数从1998年的0.8升至2011年的0.86。如此一来，美国资助的同类项目的影响力便大打折扣，查韦斯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增强。委古《一体化协议》为后来两国创建玻利瓦尔联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联盟成为拉美地区左翼联盟的核心。对于伊朗，委内瑞拉除在核问题上公开表示支持之外，两国还以实质性的合作巩固双边关系，2005—2009年间委伊两国签署了340多项谅解备忘录。2006年两国建立联合开发银行，旨在减轻美国对伊朗金融制裁的影响。2007年两国宣布组成“团结轴心”，共同抵制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在伊朗由于美国制裁而面临禁运封锁时，委内瑞拉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为伊朗打开重要的贸易通道。

其次，通过系统性合作拒止，为美国制造麻烦。通常来说，外交摩擦指针对具体议题上产生的纠纷，相关方会就此进行谈判、交涉，但并不会回避其他领域的合作。例如，卢拉第二任期内巴西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农业补贴、伊朗问题等议题上挑战美国，但是在投资、安全防务等领域依旧与美国保持合作。而软制衡不同，相关方中至少一方持续地在各个领域拒绝谈判，遑论合作。委内瑞拉在打击毒品犯罪、安全防务、经贸等“合作双赢、对抗双输”的一众领域拒绝与美国合作。1999年，查韦斯拒绝美国禁毒军机进入委内瑞拉领空。2005年4月，查韦斯决定停止与美国的联合空演行动，暂停双方安全交流，并驱逐委境内的美军教官。随后，查韦斯政府宣布终止同美国的一切军事合作项目。同年8月，委内瑞拉以美国缉毒局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退出同美国签署的禁毒协议，停止同美国禁毒合作。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委内瑞拉并未中止同其他国家的禁毒合作。无独有偶，2007年查韦斯在对国内石油行业进行国有化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分化措施，将美国埃克森美孚和康菲公司挤出委内瑞拉市场，造成美国内部对于石油供应稳定问题的担忧。此外，委内瑞拉还利用地区多边机制尽可能地为美国制造麻烦。2005年美洲峰会上，布什试图重启因拉美左翼政府抵制而停滞的美洲自贸协定谈判，查韦斯却利用拉美国家的态度分化和他在南美左翼中的影响力，集结了两万多人进行抗议，导致美洲自由贸易区彻底破产。此外，查韦斯政府还进行了贸易伙伴多元化拓展，同巴西、阿根廷等国签署贸易协定，减少对美国食品进口的依赖。为降低对美国石油出口市场的依赖，委内瑞拉还积极拓展原油出口市场。2004年年底中委两国签署协议，中国公司获得委内瑞拉东部15个油田的开发权。

最后，通过排美的地区发展倡议加强区域合作与自主性，抵御美国的战略影响。合作是软制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当今由美国主导的时代，软制衡是为了获得与美国偏好相反的结果而有意识地协调外交行动——如果制衡者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支持的话，这种结果也无法实现”。委内瑞拉除了在现有多边框架内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之外，更是提出并主导地区发展倡议，将美国排除在外，以此减少美国通过拉拢其他国家挤压自身战略空间的可能。在2001年第三届加勒比国家联盟峰会上，查韦斯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2004年该组织正式成立，意在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加深地区一体化。为了在成员国之间推进贸易谈判，委内瑞拉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框架下推出人民贸易协定，允许成员国之间通过区域单一支付系统苏克雷（Sucre）交换商品和服务，以此降低交易成本、抗衡美元霸权；推出“石油加勒比”“石油安第斯”以及“石油南方”等倡议，联合区域内能源国利用石油收入为拉美各国提供发展援助和社会项目贷款，从而增强各国现任政权尤其是左翼政权的合法性。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强调的经济一体化基于成员国国内社会发展以及救助项目，将区域内富余资源输送给地区弱国，从而达到减贫等社会目的。这些项目明显区别于美国倡导的以市场为导向、迎合美国偏好的发展倡议，同时为域内国家提供了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所提供的、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得到了众多拉美国家的支持。2007年洪都拉斯面临严重通胀、外部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减少等问题，若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不免要满足其提出的苛刻条件，而“石油加勒比”倡议却为洪都拉斯提供了另一种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替代方案。短短几年内，委内瑞拉向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与美国自1999年以来对该地区的援助金额相当。2007年前8个月，委内瑞拉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的各类资金就已经远超美国2007年向该地区提供的16亿美元的年度援助总额。为打破美国的话语垄断，抵制其文化殖民，2005年委内瑞拉还牵头成立了南方电视台（Telesur），该项目得到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家的资金支持。此外，委内瑞拉还全力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的成立，拥护区域一体化，并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等国左翼政府上台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援助。在拉美地区之外，查韦斯积极利用“南南磋商与合作首脑级集团”（又称“十五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多边机制强化南南合作。

（二）动因分析

一国对他国采取的具体制衡措施取决于它的成本收益预期，对目标国家可能做出何种反应的预估，以及自身承受报复的能力。委内瑞拉非拉美地区强国，但却以小博大，以软制衡为武器对美国进行反制，其动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从动机上说，委内瑞拉对美实施软制衡是威胁认知改变的结果。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委内瑞拉是美国第四大石油进口来源国。出于能源供应安全的考量，美国一直对查韦斯政府采取观望态度和迁就政策。但在布什入主白宫之后，有关双边关系的公开表态开始恶化。虽如此，双边关系仍勉强维持稳定。2001年，美国单边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战后布什更是警告各国“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难掩其霸权倾向。而历史经验表明，较之多极格局，权力的单极分配会给霸权国带来“合法性危机”。单极霸权国越是执着于单边行动，就越会导致他国担忧，因此，软制衡行为也愈发普遍。这一点可以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全球对于美国“善意霸权”的质疑中得到佐证，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甚至出现立场分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盟国明确反对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发起战争。对美国行动合法性的质疑不断发酵并酝酿成全球范围的反美情绪，尤其是长期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方面为委内瑞拉对美施加制度性软制衡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美国关于查韦斯政府搅动反美情绪造成后方失序的顾虑。查韦斯曾多次公开指责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行为与恐怖主义并无二致，这直接导致布什政府一改之前的立场，开始着手策划颠覆查韦斯政权。2000—2001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委内瑞拉行动预算增加近4倍，美国政府通过它向委国内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培训等形式的支持。2002年4月11日，查韦斯在美国暗中资助的军事政变中下台并被反对势力拘捕，美国迫不及待地宣布支持委过渡政府，是唯一一个在政变当天如此公开表态的国家，这加深了查韦斯对于布什政府同委反对派勾结的质疑。短暂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查韦斯在民众的支持下重新上台。在经历了巨大合法性危机之后，查韦斯政权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认知变得真实具体，随后便开始实施全面系统的软制衡策略。

第二，就方式而言，委内瑞拉选择软制衡主要有两点考量。首先，后冷战时代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发展议题的不断强化愈发凸显了经济“压舱石”的重要作用。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经贸相互依存的加深能够遏制国家间敌意的升级，这一点可以解释委内瑞拉在对美反制时的克制。委内瑞拉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对美石油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60%以上。高度依赖导致了高度敏感，因此，委内瑞拉在对美反制过程中并未采取过激的硬制衡措施，而是选择更加温和的软制衡方式。其次，冷战后国际规范的改变也让冷战时期达到顶峰的硬制衡手段失去了合法性且成本高昂，软制衡策略手段应运而生。冷战后国际规范的改变包括：保障领土完整的规范禁止使用武力改变国家间边界；日益强化的主权和民族主义诉求；弱国的不对称实力；领土扩张的不合法等。虽然美国不乐见西半球出现查韦斯这样的激进左翼政权，但也没有如冷战期间对巴拿马、格林纳达那般对委采取军事行动。对于委内瑞拉这样一个重要的石油进口国，美国采取的只是政权颠覆、污名化、经济制裁以及外交孤立等政策，其烈度相对较低，并不足以引发委内瑞拉的强烈硬制衡。而且，以美委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论，委内瑞拉并无足够的物质资源对美施加硬制衡，若因美国施压而贸然发起硬制衡，其成本将高不可及，也不免师出无名，失去合法性。因此，委内瑞拉并无对美施加硬制衡的充分理由和足够的资源，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软制衡成为其可行选项。

第三，从可能性来看，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欧亚大陆，尤其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其战略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集中在中东以及亚洲地区，导致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关注不够，这种“忽视”也让委内瑞拉寻得战略空间。美国在中东战场深陷泥潭，战后还面临棘手的重建问题。深知困于中东战场的美国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对委内瑞拉进行报复，查韦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安全保障”，这也从美国的冷淡反应得到了验证。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流产，到委内瑞拉大力推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美国都未曾有过激烈的反制。20多年来美国专注欧亚大陆的斗争，拉美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一降再降，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领导地位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衰落。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西半球没有执行过一个综合性贸易和能源战略，泛美体系成为内容空洞的存在。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势必要有新的力量补充，在石油美元的加持下，委内瑞拉有了想要与美国“较量”的报负。2003—2008年间石油经历了一轮繁荣期，价格从查韦斯上台时7美元/桶的低位一路攀升至150美元/桶的峰值。2006年委内瑞拉启动“奥里诺科项目”，随后委内瑞拉石油储采比一路攀升至世界首位。为将石油价格保持在高位，委内瑞拉还极力说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石油美元带来的巨额收益为委内瑞拉推行外交项目提供了强力支撑。为更好地利用石油收入，查韦斯还开启了石油国有化进程：将委内瑞拉重油带的外资项目转为合资并大幅提高委资股份比重（平均来说，委资股份的比重从原来的39%上升到78%）。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的角色也被重新定义，查韦斯政府的社会优先事项被纳入其发展战略之中。为此，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必须将年度预算的至少10%用于社会项目，项目资金通过预算外国家发展基金（FONDEN,S.A.）提供。查韦斯之所以能做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未能做到的事，原因就在于他通过国有石油公司掌握了独立的预算外收入。

21世纪初国际秩序转型以及拉美地区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委内瑞拉施加软制衡提供了助力。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际体系发生巨变：权力从西方分流引发了对全球领导权的争夺，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深陷危机。虽然在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讨论中鲜有提及拉丁美洲，但该地区亦是其中的重要变量。国际秩序的动荡传导至拉美，该地区也经历了可谓“西半球秩序巨变”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以无序为主要特征，国家间合作受到制度制衡、权力真空、领导力不足以及机制功能失调等多方面的打击。而委内瑞拉对美制衡无疑是这种地区秩序失序的“副作用”之一。正是在这段时间，拉美地区经历了一轮左翼回潮，经过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冲击的拉美各国在左翼领导之下纷纷开始寻求“美式道路”之外的替代选项，这也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拉共体、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多边组织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3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的效果

与均势逻辑不同，软制衡并不寻求削弱威胁国的相对实力或改变体系内的实力格局，而在于提高强国的边际成本并使其行动在第三方眼中失去合法性等。查韦斯毫不避讳地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布什政府”。因此，对于委内瑞拉制衡策略的评估也应以此为标准。总体而言，委内瑞拉软制衡策略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绩：美国牵头的美洲自贸区无疾而终，美国颠覆委左翼政权的努力全部失败。在更大意义上，委内瑞拉以实践切实维护了自身的独立与利益，实现了实力不对称条件下以小博大的成功案例，有效提振了地区左翼团结。但是，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存在“双重依赖”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伴生着不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委内瑞拉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首先，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的成效体现在美国行动成本的增加。一是委内瑞拉同伊朗、俄罗斯等国关系的改善对美国造成“中等安全威胁”的隐忧。委内瑞拉同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的关系除经贸合作之外，还包含着军事合作的内容，甚至隐含了更高级别的安全隐患——伊朗将委内瑞拉视作它在西半球传播思想和影响的母舰。鉴于美国对委内瑞拉同伊朗“恐怖势力”关系的怀疑，美国甚至将伊朗同委内瑞拉的伙伴关系视作委内瑞拉所有战略伙伴关系中最具安全威胁的一对。2012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西半球对抗伊朗法案》，要求全面评估伊朗在西半球的影响力，特别要关注伊朗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俄罗斯同样也将委内瑞拉视作挤压美国战略空间的战略支点，展开全方位的活动。俄罗斯利用其军事实力优势，协助委内瑞拉进行训练、演习并提供武器装备。2008年，莫斯科向委内瑞拉派遣图-160战略轰炸机，并在加勒比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委内瑞拉还允许俄罗斯空军使用其领空进行远程飞行训练。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是委内瑞拉武器的重要提供方，2005—2007年委内瑞拉向莫斯科购买了价值40亿美元的苏霍伊战斗机、战斗直升机等武器装备，其规模远超防御需求。此举引发美国方面的担忧，并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对委内瑞拉的武器销售。二是委内瑞拉在禁毒等方面的合作拒止增加了布什政府的行动成本。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的报告，2005年查韦斯政府终止同美国的禁毒合作，直接导致了2004—2007年短短3年间经由委内瑞拉入境美国的毒品量从66吨提高到了287吨，增长了4倍，大幅提高了美国的禁毒成本。

其次，委内瑞拉软制衡策略在拉美地区形成独特的示范效应，为该地区左翼发展提供了助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出现迎合了拉美地区希望通过整合自身优势并利用自身力量来解决本地区发展难题的愿望，同时将民众真正的需求纳入其议程，试图减少该地区不平等，提高社会包容性和民众的参与度。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本是查韦斯政府为抗衡美国而提出的发展倡议，在执行过程中该计划逐渐涵盖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有着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以及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各国迫切需要更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及更有效的合作形式，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恰好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委古联盟成为21世纪初拉美左翼团结的中流砥柱，其存在也为注重独立自主的拉美左翼政策推进提供了支撑。对于不乐见左翼崛起的美国来说，这也意味着其对拉政策的推进面临更大的阻力。

最后，美国对委内瑞拉民选政府查韦斯的颠覆行动造成了其他国家对美国行为合法性和影响力的质疑。虽然美国政府不乐见政策激进的查韦斯政权，但必须指出的是查韦斯曾经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以高票当选，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民选总统。美国出于一己之私，明知委内瑞拉反对势力在策动针对查韦斯的颠覆计划，仍大幅提高对反对势力的资助。2002年3月，美国中情局收到内部报告称委内瑞拉反对派“不成气候”，仍需1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支持。随后，国家民主基金会又为国际共和研究所（IRI）额外提供了3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要求团结委国内反对派。2002年4月委内瑞拉短暂政变发生之后，美国立即表态支持过渡政府，甚至还试图通过施压其他正在参加里约峰会的美洲国家承认过渡政府的合法地位，然而遭到断然拒绝。不仅如此，美洲国家组织还发表声明谴责委内瑞拉反对派颠覆查韦斯的行动是对民主和宪政的侵犯。政变仅两天后，查韦斯又在民众的支持下重新掌权。合乎正当程序以及民心所向的查韦斯政府因不符合美国利益而遭遇颠覆，且政变恰恰发生在布什政府以“正义”之名在全球输出“自由民主”的美式价值观之时，更加凸显了其虚伪的本质。此外，美国对委颠覆行动的失败也说明美国对于委内瑞拉民意以及社会现实的把握远远不够，甚至高估了本国对于所谓“后院”的影响力。从里约峰会与会国的表态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声明可以看出，拉美苦美国操控久矣，此番表态更是加重了拉美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质疑。

虽然委内瑞拉在以上方面实现了抵抗美国强权意志的目标，但必须指出的是，委内瑞拉对美软制衡策略仍有其局限性。从上文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中的多项举措都得益于石油美元带来的巨额收益。2012年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升至103美元/桶，查韦斯政府却按照55美元/桶的价格制定2013年度财政预算，以确保其内政外交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政府政策同石油价格的深度绑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策因石油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存在的脆弱性。石油价格自2014年进入下行周期，加之加拿大基石管道项目和美国页岩气革命，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需求逐年减少。这导致美国在21世纪初对委内瑞拉保持战略理性与克制的权衡因素不复存在，特朗普上台后甚至对委内瑞拉采取了极限施压，试图通过更高强度的制裁迫使马杜罗政府屈服。

除了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委内瑞拉各项反制策略还有赖查韦斯在地区左翼中强大的个人影响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拉美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萨巴蒂尼曾评价，查韦斯“为左翼运动提供了动力、声音和领导力，同时也掩盖了所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2013年查韦斯去世之后，这种影响力不复存在。以委古关系为例，查韦斯任内委古两国领导人亲密的私人关系以及坚定的意识形态同盟也逐步沦为“石油换医疗团队和政治支持”的利益交换关系，而且这种利益交换较之查韦斯在任时的规模也大幅缩水。2013年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委内瑞拉医疗联合会的负责人在报告中指出，古巴在委所建的免费医疗机构有些已被废弃，向委内瑞拉派遣的医护人员数量也从近4万人降至2万左右。查韦斯去世之后，委内瑞拉主导建立的多边合作机构也逐渐式微。洪都拉斯和厄瓜多尔先后退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16年，阿根廷宣布从南方电视台撤股20%。委内瑞拉反制策略同查韦斯个人影响力的捆绑造成了其政策的另一重依赖，导致政策的不可持续。

对于石油出口收入和查韦斯个人影响力的“双重依赖”成为委内瑞拉反制策略局限性的症结所在。委内瑞拉反制策略的实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美国因查韦斯政权在禁毒、反恐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同伊朗、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而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导致委内瑞拉石油收入锐减、石油产业发展遭到重创，引发该国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4   结语

软制衡为理解非对称互动中弱势方的反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委内瑞拉的反制策略则为丰富有关软制衡概念的研究提供了素材。虽然委内瑞拉的软制衡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1世纪初全球以及拉美地区权力格局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但其反制策略中仍有许多可借鉴的部分，例如利用外交联盟和多边机制牵制美国，通过合作拒止提高美国的行动成本，团结地区左翼、提出自主的地区发展倡议，等等。委内瑞拉的反制措施虽未改变同美国的实力对比，但却折射出南北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动荡变革骤增，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有效维护独立自主、捍卫自身利益、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委内瑞拉的相关实践值得研究和思考。

*文章转自《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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